我讲的问题第一个是短期的，短期的看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总体上看处于复苏阶段，这个复苏阶段呈现了一些特征。
第一，全球贸易增长特别是货物贸易的增长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水平。无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看，缺乏贸易增长基础的国别经济增长，都属于封闭条件下国内宏观经济中反危机政策的结果，这种增长很容易受到交易的市场规模和生产的规模经济瓶颈的制约而重新陷入衰退。另外，全球贸易增长低迷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也会产生影响，从数量上看，全球贸易增速下滑，缓解了全球贸易失衡的规模，全球贸易失衡规模比危机前下降了三分之一，但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解决，例如中美贸易规模增速大大减缓，但是在美国进口商品的结构中，中国制造的比例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这种现象说明了一旦世界经济恢复到贸易驱动的增长路径，全球经济的失衡会重归传统模式的老路，这是一种相对乐观的结果。而悲观的结果则是，在全球经济失衡得到控制，但是全球贸易长期处于低迷状况，国别经济只能经历更长的低速徘徊的阶段，甚至在这种徘徊中迎来新一轮的全球衰退。
第二，在缺乏全球贸易增长基础的背景下，国别的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或区域板块的贸易增长。从国别封闭宏观经济的情况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体，在本轮危机的调整过程中面对的都是结构性问题，面对经济结构问题。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都受到了制度的约束：美国国会中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奥巴马的任何一项财政收支计划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欧元区本身又存在着财政一体化的制度缺陷；日本的国债存量长期居于高位，政府的财政支出必须以安倍政府的消费税的提高为前提条件，在近两年的实践中也难有所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分化，增长业绩较好的国家本身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较大，即便有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却又缺乏明确的政策实施的方向，因为，在面对全球贸易增长低迷的前景，政府不敢对传统的制造业进行投入，以避免产能的过剩，而新兴产业发展又缺乏明确的方向，产业政策的运用存在着风险。财政政策受到约束，各国政府纷纷效仿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不但在调整结构性问题时效果有限，同时，各国的货币政策的效应会通过国际资本流通渠道，相互干扰，积累起新一轮的资产泡沫风险。
全球贸易增长低迷所导致的世界经济区域化发展的趋势已经初见端倪：美国的经济增长带动了加拿大经济形势的改善；欧盟内部的中心—外围结构在本轮危机的调整中也得到了加强；东亚网络生产体系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在量上也有所变化，东亚区域内的消费市场的规模正在扩大。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在短期中对国别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在长期中要发挥其作用则有待各区域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修复，这实际上要求的是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
第三，全球经济增长的复苏过程中，美国国际战略的调整依然对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势有着重要影响。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情况看，重振制造业的战略，对美国进口结构的改变并不明显，而出口结构中，服务业和高端机械设备的出口(以石油采掘设备为标志)明显增加，如果美国通过增加出口来平衡进口，调整外部经济失衡的话，必须在分化的世界经济中寻找有购买潜力的贸易伙伴，同时在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而东亚经济体无论从以往贸易顺差的积累还是从危机以来的实际经济表现来看，都是美国对外政策所重点关注的地区，尽管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近年来取得的成效并不明显，但是，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未来美国对该地区施加经济、政治、外交、甚至军事影响力的动机并不会消退，东亚地区在未来一段时期中都会是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缘政治的热点和大国博弈的舞台。
第四，外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需求不振，全球贸易增长缓慢的背景下，商品出口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石油输出国在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日子更为艰难，为了避免经济的进一步下降，多数国家也都选择了货币扩张手段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如果在实体经济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信用扩张所引发的资产泡沫不可能长期维持，在经济危机前的高增长泡沫尚未调整到位的情况下，新的资产泡沫又已经处在的形成的过程中，金融风险在外围新兴经济的积累速度有可能超过发达经济体的积累速度。好在这种金融风险的积累具有国别特征，即便发生金融危机也只是局部性的危机，不至于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总之，贸易增长乏力，货币政策面对结构性问题效应有限，美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新兴经济体的信用膨胀正在积累着资产泡沫风险，这四大特征决定了目前世界经济复苏过程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随时有可能中断。这无疑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落后地区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小于产业产集聚区。
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为我们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了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即便未来短期中世界经济的复苏仍然运行在国别经济的封闭环境中，中国的市场规模依然能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空间。另外，在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发展的趋势中，中国也处于经济增长颇具潜力的东亚地区，特别是东亚网络生产体系的内在联系并没有因受到2008年的危机冲击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国际空间和分工基础。再加之中国正在为重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而做出的积极有益的探索，必然会为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创造长期稳定的外部环境。
2007年世界银行[微博]出版了《东亚复兴》(吉尔和卡拉斯)一书，对1998年至2005年东亚所取得的经济业绩进行了总结：
1.东亚经济的复苏原因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应该从内生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地理经济学的角度对已存在的东亚生产网络体系进行全新的理解。
2.东亚生产网络体系中通过产业内和产品内贸易所形成的产业集群效应，是这一时期推动东亚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而传统东亚模式中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东亚生产网络体系中已变得无足轻重。
3.中国是东亚网络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与东亚生产网络体系的形成密不可分，因此，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遵循的是传统东亚发展模式，然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通过东亚生产网络体系的参与，不仅在国际垂直分工的网络体系中逐渐提升了制造业能力，同时也在不断地突破“刘易斯拐点”对传统东亚模式的束缚。
4.由于东亚生产网络体系的产业集群效应，会使落后地区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小于产业集聚地区，长此以往这种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将会使边缘地区的劳动力排除在东亚生产网络体系之外，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剧。另外，随着产业集聚而出现的人口向中心城市的集中，也会造成城市基础设施的短缺，出现所谓的城市病。
这个是贸易总量图，实际上我们看到灰色的是东亚区域贸易。
这张表反映的区域贸易战贸易总量的比重，东亚区域贸易所占的比重达到了47.3%，但是我们知道，东亚区域集团受到政府贸易协议的影响相对比这两个地区都要小，那两个贸易集团很可能是政府推动的，而这个区域的贸易集团是市场化推动的。即便在危机里面这个比重依然在上升，这张图是我们所看到的东亚地区的情况。这个地区有一些人群，中国有一些投资进来了，所以全球世界老大老二都看重这个地区也是有道理的。
第三个也是东亚区域内的投资所占的比重。这一张图是实际上是东亚网络生产体系和中国的关系，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出口在东亚网络生产体系中有着非常强的相关性，我们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2，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2002年第一季度到2007年第四季度)这一数值为0.86，而在此后(2008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则下降至0.78。
这一轮全球经济调整的过程当中，东亚网络生产体系在全球贸易当中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也就是说顺差的这部分是欧盟顺差，当然，这两个地区在未来的定位长期分析有待观察。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了再平衡过程，这主要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以及东亚经常项目顺差的骤降(见图4)，2009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同比下降44.5%，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经常项目的顺差下降了22.4%。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调整之后，全球经济仍远未达到平衡的状态，2013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依旧高达4003亿美元，而东亚经常项目盈余也还有2758亿美元。这是因为在没有重大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前提下，以美国为金融业中心、东亚为制造业外围的世界经济格局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在全球经济失衡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将欧盟各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算，2009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一年它的经常项目就从赤字转为盈余，2013年欧盟经常项目盈余已达2950亿美元占其GDP的1.7倍，这一数值甚至超过了东亚地区。这意味着东亚虽然依旧是全球经济失衡重要的一极，但是其重要程度已经被欧盟所超越。
按BEC分类计算的数据来看，2000年至2013年区域内贸易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十分剧烈，但却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区域内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贸易占整个区域内贸易的份额呈上升趋势，而在2008年之后有所逆转。2000年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占区域内贸易的份额分别为59.9%和29.3%，2006年这两个数值达到最大，分别为64.6%和34.1%；2013年这两个数据则回落至58.5%和28.8%。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急剧下降，东亚各经济体都开始了拉动内需以替代外部需求的过程，这就使得东亚最终消费量快速上升。从图6我们可以看出：除2013年外，东亚最终消费量的增长速度在危机后一直大大高于北美和欧盟的水平。特别是在2010和2011年，东亚最终消费量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5%左右的水平，高于同期东亚GDP的增长速度。2013年东亚十个经济体的最终消费总量达到了11.1万亿美元，超过了欧盟十五国11万亿美元的水平，但与北美13.9万亿美元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根据我们另一项研究，实际上在要素扭曲的排名当中，集约边界的拓展会更快，2008年之后的变化，意味着整个东亚网络生产过程当中要素市场扭曲的现象，在整个区域当中依然是存在的。
最后一点就是看在东亚生产网络体系当中，产品分工各方面的NET指数，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所研究探讨的一些情况。
最后，实际上通过2008年前后，东亚生产网络体特征的比较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揭露：
1.东亚生产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使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超越了传统的东亚模式，人口红利消失的“刘易斯拐点”并不是该地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而产业集聚所导致的城市人口的膨胀，以及低端劳动力被排挤出东亚网络体系的门槛之外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将会成为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挑战。
2.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东亚网络体系基本保持住了原有的产业内和产品内的分工特征，这说明以中间品贸易为纽带的国际生产网络体系具有较强的抗拒外部需求冲击的能力。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产品内分工格局。
3.在未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外部环境下，东亚生产网络体系仍然具有强化区域内分工和促进区域消费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该区域的经济增长仍然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前景。
我们可以对过去30年的发展方式进行深刻的反思，但是绝对不能以信用膨胀方式来替代东亚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