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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教授在第二届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反危机和再平衡困境下的世界经济

2015.12.28 7

大家好,我代表我们学科团队汇报一下我们关于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的研判。今年本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交流速度越来越快,而且许多观点许多判断的变化也越来越快,所以我觉得在变化的世界当中,在一个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的世界当中,更需要有一个研判形势变化和发展的这样一个机会思路,刚才关雪凌教授已经说了,2015年的世界经济形势是非常复杂的,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复杂的2015年的世界经济,我们觉得在总体思路上有一个认识和判断,就是从2008年以来我们的世界经济的复苏一直在反危机和再平衡的两个关键词的交错当中不断的推进和演化,所以我的发言内容大概就这四个方面,一个讲一下我们对2015年经济形势研判的一个基本的思路。第二个讲一下2015年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第三个我们还是强调国别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第四个总结关注一下中国未来所需要关注的一些外部风险。

第一个是总体的思路,我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经济一直处在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当中,不平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调,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也一直针对这种不平衡进行了战略和政策的调整,然而这种规律性的表现在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既定的理论和认识对于这些形势的变化只能做出有限的解释,所以我们分析是用世界经济方法解释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特点。2008年危机前的全球经济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说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失衡既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中心国家经济增长的现实路径,所谓的双赢是针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描述词,当然失衡的利益分配在经济增长增速非常快的年代经常被忽略,但如果我们用双赢对当时全球经济失衡的世界经济增长特征的描述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失衡状况实际上在危机之前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有了对失衡进行调整的内在需求,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国内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在于金融市场当中房地产市场的刺激再繁荣,替代了纳斯达克市场的繁荣,全球经济失衡转化成了美国借钱消费,外围国家替代生产,这个格局的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美元霸权决定了外围国家要在市场上购买资源必须手中要有美元,第二是外围国家对美国的科技和服务依然有着需求预期,第三是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也就是说外围国家的生产结构是服务于美国需求结构的,外围国家的生产如果不像美国,不借钱给美国进行购买,外围国家的生产也实现不了。核心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一种对美国有利的全球经济失衡状况,在2008年危机之前美国首先提出了调整的要求,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国内首先兴起了反全球化的声音和浪潮,美国为什么对这样的失衡状况有内在调节的需要呢?大概有这样子,就是中心国家大概有这样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就这样一种方式,当美国的账户赤字越来越大的时候意味着美元的流出越来越高,美元的汇率将会越走越低,这将影响到美元的国际地位,也就出于对美元国际地位的考虑美国需要调整经常账户的赤字,第二个这种长期借债和消费的模式,意味着美国在国际贸易中无论是服务商品还是制造业商品交换的数量越来越少,我在这里没有说他这个竞争力变得越来越低而交换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如果在国际贸易当中,一个国家他交换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的话,也意味着他的产业竞争力下降,所以出于长期考虑美国借钱消费需要对再平衡进行调整。第三出于地缘政治的调整,在2004年的美国人回头一看,他发现贸易的对手,贸易的另外一方已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而中国从经济总量的崛起,使得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这样一种贸易顺差如果变得越来越大的话,美国对他的贸易伙伴是不是能够进行控制的,至少在当时的经济协调体系当中这两个大国是缺乏协调机制的,所以美国人开始担心这样一种失衡状况会不会对未来美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产生冲击和影响,与此同时这是出于中心国家的考虑,与此同时外围国家实际上在危机之前也已经在考虑要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外围国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出于这样三点,第一点考虑当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七千亿美元了,这样一种失衡状况能不能再提高,也就是如果美国的失衡状况达到极致的话,一个外围国家靠外需所拉动的经济增长也差不多走到尽头了,所以也就是当我们外向经济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也要开始寻找新的增长方式。第二个当世界经济的格局将制造业越来越集中于某一个地区,或者越来越集中于某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将承担着世界生产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对世界生产约束会转换为对一个国家的约束,所以我们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国家也采取了主动的调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这样一种增长的模式中,人口资源环境约束是不是还能保证中国按照当时那样的高速增长发展下去。第三个就是当外围国家出于经济追赶经济增长初期的时候,可能民生问题不是一个国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当外围国家开始考虑民生问题,开始考虑到国民的发展问题,我们会看到会发现原来的失衡模式当中,我们尽管参与了世界经济,但是我们在世界经济当中所获得的利益和收益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出于这个目的,也就是我们从中心外围两个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危机之前我们已经对失衡的状况,两类国家都有一种内在的需要调整这样一种内在的动力。

第二个,怎么调?我觉得对于调整,实际上中心外围国家他所希望采取的手段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先看一下中心国家他有哪些方法可以调呢?第一个方法调了就是对于中心国家来说,第一个方法就是降低需求,降低需求实际上如果说这个国家单方面的降低需求,意味着这个中心国家选择了相对封闭的模式,这种模式对美国而言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前面讲了全球失衡的状态实际上也是中心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也就是如果这样一种失衡调整,以牺牲贸易规模为代价的话,那么中心国家是会受到损失的,所以第一种调整方式对应的风险它会丧失美国的全球化风险的利益,这个利益大概根据美国学者的统计,每年有1千亿美元的收益将会损失掉。第二个就是美国还是像调整前一样,采取靠金融手段,靠金融优势来持续的维持美国的高消费以及美国的高增长,但是这种状况在2008年危机之后,看来美国人越来越想放弃这样一种传统的失衡的道路,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道路走,美国人将会失去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将会失去美元的中心地位及世界经济的竞争力。第三个就是重振制造业和促进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提高,重振制造业和促进服务业,也就是说的在失衡过程当中不降低贸易的规模,增加可贸易的品种,通过贸易通过有新的因素加入到失衡的模式当中去,来平衡经常账户赤字,这种情况同样有风险也同样有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国家秩序当中做了很大的改进,也就是它将服务业加入到可贸易当中去的时候,美国人会发现现有的世界经济制度对于美国未来的再平衡过程是会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对应于中心国家的调整的过程,外围国家我认为调整过程也一定会有,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想按照原来的发展模式走,我们怎么走呢?调经济结构,我们的中国经常提到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个调整确实在这两年没有看到,这种调整实际上是将制造业的资源逐步的转向服务业,这个我会讲到,从实践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确实调过去了,但调结构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是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降下来了。第二个就是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也是外围国家这两年做的尝试的比较多的,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条件,我觉得需要有大量的科技的存量,如果没有科技的存量仅靠资本市场促进将会和美国一样出现2008年一样,以金融市场的泡沫破灭为标志的危机的出现。第三种就是我们不想在原来的格局当中,挣那么一点点组装加工的利润,必须在国内产业链上把我们的制造业延长,这种外围国家制造业延长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体或者贸易量下降,还是造成整个世界贸易规模缩小的前提下对经济做出再平衡的状况。第四个可能的路径,也是目前许多外围国家所选择的,或者新兴经济体国家所选择的,等美国,适应美国,美国怎么变我再想办法承接美国转移出来的产业,这个也有很大的风险,就是美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他今天依然看不清楚,所以这样一种战略的选择,至少在今天来说,长期的再平衡的路径很难解决我们看到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出现分化中的现象,靠工业体国家支撑的政策来改变这样一种状况,整个的主题思路分析我们是以2006年作为分析起点的,因为很简单,那一年美国实际上以伯南克入主联储为标志的开始美国再平衡的标准。当然我们看美国人是想在危机前进行调整,但是最终不可避免的是上一轮全球经济还是以危机的形式硬着陆来进行调整,这也就是造成了从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复苏进程过程当中,一直伴随着反危机和再平衡这两个关键词,这个是我们第一部分的思路。

这个图,可能这个表放的位置有点问题,跟我刚才演讲的内容不完全相吻合,但是这个表有个非常好的,就是这两年外围国家的服务业在迅速增长的时候,没有替代,跟制造业的发展不一样,制造业外围国家在迅速提高的时候,他对于中心国家的制造业有一个替代的过程,但是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外围国家服务业在迅速增长的过程当中,中心国家的服务业依然也在快速的增长,比重也很大,所以这个表我觉得是对我们讲下面的内容是有帮助的,但是跟我上面讲的内容关系不是很大。

第二个问题就是2015年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这个表是IMF十月份对世界经济增长各地区的增长以及世界贸易总量面临的一些情况,我们看一下发达国家增长变动,趋势是不一致的,第二个新兴工业国比较三年情况来说,增长速度是在下降。第三个我们看世界贸易总量到2015年的时候依然还低于世界经济的增长率,所以这几个特点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关注的。在这张表的基础上,我们把2015年的特点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世界经济仍然处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复苏过程中,但是整体增速趋于下降,第二个就是国别之间经济增长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联动表现好于新兴经济体,而发达经济体中的美国好于欧洲,欧洲好于日本,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已经连续六年出现了下滑,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制造业出口的国家情况,也就是东亚国家的情况还是好于资源品出口的国家。第三是世界贸易的增长慢于世界产出的增长,这说明世界经济并没有在危机调整中实现再平衡,提醒大家看数据,世界经济的复苏仍然依赖于个体国家反危机政策的效果。第四,是发达国家进口总量的增加并没有为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带来明显的拉动作用,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在分析的过程当中会看到,因为根据第一张表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进口速度开始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出口的增速跟进口的增速不匹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7%以下,成为全球关注的非常重要的焦点,对于这样五个特征,基于我们总体分析思路,我们也对这五个特征做了一些基本的判断,就是世界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特征呢?第一个还是我们以往一贯关注的内容,就是实际上科技发展的周期决定了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也就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在2008年以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科技创新的周期目前还属于一个平稳发展的这样一个周期,更为重要的我们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推进,这个推进就是说在科技投入产出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前沿面的推进作用,在2008年危机之后,他的作用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实际上这是可以解释近些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在世界经济增长过程当中作用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第一点分析。

第二点分析就是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新兴经济体的贸易超调反映在什么地方呢?在2008年危机之后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美国经常账户出现了调整,占GDP的6%,变到了今天占GDP的1.9%,实际上在这个变动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特别是大家看一下这个表,特别是2010年、2011年、2012年这三年变动之后,货物贸易的逆差又重新回到了五千亿美元,五千亿美元的水平,但是它的经常性账户的逆差降到了3767.6美元,这个变动性很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在于美国经常账户当中的资本收益出现了迅速的提高,也就是我们看美国再平衡调整过程当中有一个现象,资本收益提高的速度比贸易下降的速度还是要低,但是这个贸易下降速度低的情况下,也就是说美国的需求下降没有我们在媒体看到的下降的那么明显,但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上不去呢?原因有两点,第一点原因还是说在再平衡调整之前这个规模已经达到了,再依靠它拉动是有限,第二发展中国家在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这几年当中,实际上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他的制造业在国内分配产生了一些大的变化,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张图,就是在美国的贸易失衡当中,实际上蓝柱子表示的是欧洲的情况,红的反应的是东亚国生产体系对美国出口的状况,实际上在2013年左右,特别是2011年2012年2013年这三年的情况,蓝柱子增长情况非常快,红柱子下降速度非常快,实际上意味着在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当中欧洲在升起,东亚在下降。第三外围国家的消费需求替代不了中心国家的消费需求,这个是我们每次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看到美国的学者或者IMF的学者IMF的研究人员都需要知道需要顺差国扩大内需来进行调整,当年日本也是这样要求的,这次东亚也是这样要求的,而这两个地区实际上内需都发生变化,当这些外围国家内需在增长的时候往往也是世界经济增长最乏力的时候,也就是这些外围国家经济依然是拉不上去的。原因是在80年代的时候,世界经济学得出一个结论,日本替代不了美国,在于日本的规模比美国小,今天我们在这一轮的再平衡过程中我们可以丰富这一点内容,这点内容在于即便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经济体比日本规模要大了很多,他的内需也在增长,特别是2008年危机以后东亚作为整体的区域内的消费规模增长的速度非常快,已经接近于北美洲的水平,但是世界经济依然增速还很低,所以能补充80年代日本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日本的规模替代不了美国的规模,这一轮调整的经验告诉我们,东亚由于结构上的差异也是替代不了美国的。

这里我们说的是外围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从三个角度来说,他是对于经济增长可能起不到大家想象的调整,也就是说基于全球市场,由于结构的关系外围国家的消费需求是无法替代中心国家的消费需求,第二个就是基于国别市场,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以后,服务业的发展替代不了制造业当中的外需部分的,所以基于国别市场我们来看看现有世界的经营分工格局决定了外围国家无法实现内需替代外需,我们经常说外需不足了用内需替代,内需替代外需至少从这两年的实践来看,并没有起到拉动中国经济。第三个基于未来再平衡的市场,实际上外围国家的服务业发展,在今后再平衡的调整过程当中是很可能受到中心国家服务业的这样一个冲击的。第四,就是新兴经济体的股市繁荣改变不了世界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是我们对历史上纳斯达克市场为什么能推动美国90年代经济增长的图式,这个图式当中因为当时的纳斯达克市场同时具有财政效力和资本效力,也就是有科技存量的情况下,整个纳斯达克的效益分为这两部分,对于今天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如果下面这个不存在的话,仅靠财富效益是不可能实现产业结构从低端向高端变化的,如果去掉下面的效益,只有财富效益能为支撑美国这个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那种借债消费,借债增长的这样模式,借债消费、借债增长这个模式对于新兴经济体他是不具备条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新兴经济体的国别没有承担,所以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去理解人民币国际化一路一带我觉得都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第四,就是世界经济新秩序与地缘政治交织使全球经济平衡过程会更趋于复杂,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再平衡当中传统的协调机制,比如七国首脑会议,他们传统的效果在下降,G20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协调的形势,但是这两年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2015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涉及到再平衡的主要国家都尝试建立新的秩序,中国一路一带以及亚投行的建立,采取积极的态度,也就是趋于全面经济合作伙伴的协调中,中国也采取一个积极的态度,美国与此相对应美国在2015年TPP和TIPP这样一些协议的推进。这些尝试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会产生贸易转移效果的增长,也就是不同区域之间,区域的协调经济之间会产生冲突的,因此区域集团间有竞争的,但是如果这种竞争的方向是一样的,大家都朝着贸易自由化方向发展,不同的区域方向是一样,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也不排除这种区域性的方向是一致的话,我们也不排除这样一种竞争性的建立新秩序的尝试,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是有作用的,既然是尝试我们觉得不管是中国所采取的许多尝试还是美国所采取的许多尝试,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缺陷,以TPP为例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TPP,以TPP为例我们现在探讨的文本当中还会发现有许多矛盾,或者是有许多逻辑上的错误,这些东西有可能造成TPP在落地实施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从解读文本看到美国人所强调的这样一种效益,所以也就是说的任何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他的目标他最终实施的效果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异,问题是在于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TPP不仅是一个新的贸易协定,他本身还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因此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不管是现有的成员国还是未来潜在的TPP成员国,他实际上接受TPP,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选择美国给他的制度安排,这个是我们第二部分内容。

第三部分,实际上从危机再平衡开始,美国人所担心的许多风险,比如说经常账户的失衡,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当时都是被认为是对美国经济有危险的因素,今天都已经消失了,唯一还存在着,唯一对美国人或者对美国还非常关注的一个事,就是国别之间利益的冲突,国别之间政策的相应冲突是从再平衡调整之前到今天一直存在于世界经济复苏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国别政策的相互冲突的这样一个现象,因此第三部分我们还是对地缘经济进行考察,考察了欧元区,欧元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欧元区在完善区域一体化的同时,他的调整过程越来越脱离美国再平衡框架了,主要表现在2014年之后,实际上2013年已经出现趋势,2014年之后欧元区一体化取得进展,金融领域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超过国家的建立,投资领域的计划步入实施的阶段都推动了欧元区的复苏,但是复苏过程当中外部经济的规模有所下降,2013年之前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有这样三个现象,首先是2010年欧洲对外贸易增长较快,随后快速下降到2013年,我们刚才看到的图表,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在2013年底开始这三个指标的增速在基本维持在一个负增长的态势,其次就是2013年以后区域内的贸易增长速度已经开始超过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最后一点是在2013年第三季度开始欧盟家庭消费取代对外贸易成为推动欧盟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这个我们可以从欧盟的数据能非常明显的反映出刚才反映的情况。第二个对日本的,我们的结论是日本右翼经济主导下的经济,很难改变日本经济的颓势,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有很明显的反对经济,量宽政策最早也是针对日本的通货紧缩,安倍在日本国内政治上他的受欢迎度或者他的影响力依然还是存在的,这个原因可以通过两个比较可以看出,也就是经济上安倍经济学并不好,特别是2015年我们可以看出来,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落后于欧洲了,但是安倍在日本政坛依然还是很稳定的,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国内安倍经济学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支持,这主要源自于安倍经济学在国际战略上的逻辑,符合日本经济发展的形态,什么样的逻辑呢?也就是我们做两个比较,如果日本经济把他在战后繁荣的20年和日本失去的20年比较,很容易得出繁荣20年的日本的国际战略或者日本的外部环境是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繁荣20年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繁荣20年日本跟着美国搞对俄国的冷战,所以冷战的思维是繁荣20年国际战争当中核心关系,所以用这20年比较,日本政治社会的向右转是可以影响的,但是反过头来说,如果我们再做两个比较,也就是战前70年和战后70年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很清楚的看出来,现在支撑安倍经济学逻辑的两个20年的比较是站不住脚的,原因非常简单,实际上战后70年日本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战前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结论得出来,也还是和平、合作、相互依存的环境,我们不说历史上的所有事情,就从经济上来考虑,依然整个占70年这样一个发展是有利于我们发展的,但是安倍政策在实施的当中实际上已经对日本的经济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影响,这个是战前战后两个20年和两个70年的比较数据,安倍实际上这两年他的经济政策实施已经对日本经济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一个影响是日本对华的投资下降了,在2013年已经开始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就是在中日两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说,这两年都在下降的状态,在下降的状况过程当中出现了不平衡的或者非对称的现象,就是日本无论在进口出口还是进出口的贸易依存度上都远远高于中国对日本市场的依存度,这样的一种不均衡或者非对称的方式,实际上对日本未来在该地区所起的作用会受到一定的约束。

第三个是美国,美国我们认为依然处于反危机再平衡之中,很简单,现在我们看12月份美国加息,加息意味着反危机再平衡的展开,美国实际上在2008年一直以反危机为首要的目标,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2010年以后美国的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从两个权衡过程当中越来越重视,再平衡越来越成为政策选择权重当中扮有重要的角色,我们看从危机初期的6%到2.7%的变化是危机过程当中再平衡调整硬着陆的表现,从2.7%到3%实际上是美国反危机成效,从2012年以后随着美国的措施,实际上这个数据,也就是说美国经常性账户的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下降1.9,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实际上我们也是判断出来的,但是跟前一段国发院的宏观经济论坛当中的判断,就是实际上随着美国再平衡过程中展开,2008年危机传导的机制有可能从金融领域进一步转向实体经济领域,也就是我们真正遇到2008年冲击的话,有可能从2015年开始,未来的冲击将变得,就是对于东亚经济体对于中国的冲击也可能真正的冲击从2015年正式开始,前面实际上他失衡的还是有所变化的。

有两个现象我觉得美国的现象是值得关注的,美国再平衡过程当中,实际上在消费层面,美国出现了国内产品消费对进口品的替代。第二在投资层面,美国对外投资开始向国内投资转移,特别是第二个层面的变化,很重要的解释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以及解释2015年经济增长分化非常重要的解释。这是一些数据上对我们观念的一些支撑。中国经济也是现在世界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经济我觉得有两个特征,从再平衡的角度来说,他与美国经济有类似的地方,有内在的,再平衡内生动力,但是调整的选择具有外围国家的特征,就是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他不可能像美国那么主动,但是调整的愿望跟美国是类似的,路径仍然处在发展体的特征,所以这两个特征决定了中国实际上在结构调整的过程当中效果并不明显,并不明显有中国自身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意味着两个涉及到全球经济失衡的大国在整个调整过程当中是缺乏政策协调的,所以导致两个国家在平衡过程当中政策是相互冲突的,我们来看看首先2005年到危机发生前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已经在调整了,比如我们的劳动法,比如我们的外贸退税,实际上在2005年都实施了,我们看一下数据200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非常快,为什么?美国还没有遇到危机,中国的宏观出现调整了,但是中国的再平衡还没有出现,外围国家国内主动再平衡调整是非常涌现的。第二在宏观经济的刺激导致了传统制造业的过程,也就是我们面临2008年危机的时候,我们在国内宏观层面反应为传统的制造业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造成国内服务业调结构促转型,国内的要求改革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大,在这样一个呼声过程当中,中国确实开始他的服务业开始增长了,但是服务业增长过程当中实际上中国失去了,我这里琢磨了半天用这样一个词,实际上在调整过程当中,美国需求又回来了,但是这次美国需求回来的时候,中国并没有把握住机会,所以我说的我们在进一步调结构促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中国经济失去了一次和美国经济相呼应的机会,也就是通俗点讲,我们说从2010年到2014年美国的进口增长的过程当中,中国出口并没有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所以这点上来判断,我们确实两个国家在再平衡过程当中政策上缺乏机制,而这个在2010年两个国家又分别的对未来的投资经济建立进行了尝试,实际上我认为目前需要解决的是两个国家对未来的再平衡需要进行协调,这是对整个经济体是最有利的。

中国经济转型实际上遇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转型过程当中实际上有内生性的驱动力,从现象来看,整个经济增长率我们看到是下降的,我们服务业占到了50%,服务业自身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服务业自身的增长率也开始下降了,也就面临瓶颈了,服务业的需求实际上并不需要替代什么,服务业未来也会面临冲击,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金融结构转型有这样一些路径,但是我们要看到服务业对于金融业所做的贡献,我觉得可能是其他行业所无法弥补的。第二个中国在变化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贸易变化,也就是这两年特别是2010年、2011年、2012年中国的贸易方式当中,一般贸易方式增加,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加工贸易形式,加工贸易的比例下降,从国别意义上看,这个实际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有一样的,就从国别意义上你这样调的话,你在贸易利得上,从国别角度上来看对这个国家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反过来根据中国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一般贸易上去的时候,加工贸易下降实际上使得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会下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进口比例大幅度下降,这个在国别意义上可能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但是在全球意义上可能会对新兴经济体产生一定的冲击影响。尽管我们在转型过程当中遇到这样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到今天为止站在这里说,我们依然看到就是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大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到今天为止他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角色,一个制造业大国的角色,在这一轮的再平衡危机冲击过程当中都没有被击倒,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中国经济仍然抱有希望的基本判断。

最后是未来我们需要关注的风险,关注的第一个风险就是对美国再平衡的判断不能再失误了,最主要反映在美国的再工业化的国家,最终短期来看,我们刚才说了有两点现象,如果从长期来看,美国的产业链一旦成熟以后,他还是会主流,就是任何一个新行业最后给美国本土能留下的行业一定是和这个行业有关的服务业,如果说美国再平衡能够成功的话,再工业化的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进一步强化美国和高端制造业的服务优势提升,所以这点判断我觉得尽管刚才我们说了,他已经出现了国内消费替代进口消费品,国内投资替代对外投资的战略趋势,但是总体上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理由报告当中有,我们就简单的不讲了。第二个就是风险,我认为从2015年的数据来看,新兴经济体现在总体是在复苏,但是复苏过程当中依然还存在着新兴经济体存在二次的可能性,这个风险至少有两点,中国应该尽量的避免追求二次探底的现象出现在中国,第二个也要避免其他国家二次探底,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的原因我在这里列了一下,一个是美国再平衡开始了,有可能是东亚国家会持续的收到外围需求下降的冲击,特别是在复苏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冲击。第二个缺乏经济存量和世界经济支撑的情况下,通过股权融资和创新,这样容易出现金融危机。第三个是新兴经济体经济结构向工业转移的过程当中带有潜在的风险。第四个是源于各国贸易方式转变所引发国际价值链冲断,可能也会影响到中心国家。第四大宗商品持续的下降,使得大宗商品出现社会动荡,引发危机。这是第三个。

最后我讲一下,第三个地缘政治相关美国有很多对中国产生了冲击,第一个是TPP,实际上我觉得在应用当中是没有,公平贸易实际上他要求所有,我们说从贸易协定的角度来说,他从边境上贸扩展到边境的贸易,我们想象如果说美国公平贸易法在全球都能实施的话,有一个问题全球的生产企业他的生产环境都和美国一样的,决定贸易交往的原理就发生变化,他不是一个相对比较优势的,就变成绝对比较优势了,如果贸易建在绝对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整个贸易是下降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区域性的集团不可避免的这样一些行为,美国选择区域性的形式存在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第三就是原产地一定会对现有的价值链产生这样那样的冲击,但是这些地域本身自身的缺陷,刚才我说实际上会导致他最后实施的过程当中和他现在的目标存在差别,但是如果把政治因素考虑进去,至少我觉得TPP一旦被美国国会批准了,对中国至少形成这样的冲击,第一个美国主导的TPP直接影响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施和效果,中国一路一带也好,亚洲全面贸易合作伙伴也好, TPP在扩容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对现有的亚洲其他的经济体产生冲突作用,也会给中国未来建立区域合作体系提高,其他成员国参与中国的,会提高一些谈判的筹码谈判的价格,所以这两个一定会产生冲击的。其次TPP可能影响中国在全球价格的地位,也就是根据原产地,中国你现在生产的产品大量是组装的,你产地可以选择,你今后可以选择来自TPP国家的零件组装,这样你对美国出口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像我刚才说的,中国以国内的产业链延伸,如果你一旦延伸原有商品当中TPP成员国的原产地的价值下降的话,这个产品流出国就会起到直接的冲击。第三,中国冲击被排除在TPP框架之外的话,美国再平衡当中实际上已经将中国排除出去了,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全球再平衡的过程当中,中国就不是一个积极的参与国,我觉得最后一点风险可能对未来的冲击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的汇报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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