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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松教授在第七届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中美贸易争端——技术审视与影响评估

2018.05.260

我们今天因为是之前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是跟技术相关的,是从我们经济学技术角度来分析一些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还有影响。我这个基本上的技术含量比较低,一会儿我讲的时候大家能听明白,在座的各位同学应该说它进入的门槛儿比较低。能想到这样的电子中美贸易逆差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大家比较了解的美国这样的一个出口管制,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不知道在座的各位都是什么专业背景的,如果相对学过一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就会知道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两国都会受益,没有任何的扭曲,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能够使两个国家贸易福利都实现最大化。显然中美相比我们知道美国因为是发展非常早,而且它这样一个原始的创新能力应该说明显强于中国,在这儿因为有时间,有一位嘉宾没有来,我们可能展开多一点,发散多一点。

不知道在座的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最近有一些媒体甚至有一些学者信心非常的膨胀,美国现在的制造业要重新振兴,要想重新进行赶超,大家想这个话是不是有点问题。什么叫重新赶超?难道你就认为它之前就落后于我们了吗,显然不是。你不要认为我们的制造业出口量大,因为他什么东西都要买我们的,你有认为他的生产能力不强。有人经常说,同样是旅游鞋,美国国内生产的New balance造价非常高,所以在美国市场上不太受欢迎,美国人都买什么,买耐克,都是中国生产的,因为它的造价低,有人说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强,你忽视了很多的问题。另外New balance的鞋是手工缝制的,在美国的人工是非常的贵的,在中国生产耐克鞋的用工成本非常的低,所以不能这么简单说,现在美国要赶超我们。它什么时候落后,什么时候也没有落后,它的技术水平,它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能力明显要高于中国。

我们一会儿通过数据来看,为什么它的科技发展的水平如何之高,它的这样的一个制造业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业发展水平如此之高,但是它在高技术产品上对中国存在着非常大的逆差,很大的一个原因,可能的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大家都了解全球生产的风波,有人说中国出口的这些高新技术产品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产品,你出口一个苹果手机富士康只是获取薄弱的一点加工费,核心的部件是美国。还有一方面,刚才说的是生产分割的布局能解释中国高新技术产品为什么大规模出口到美国,反过来为什么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额非常小,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出口设限,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设限,这个话题比较窄用的方法比较少,没有像刚才的李老师介绍模拟,是非常简单的算法,看一下。

今天要讲的内容,想到这样的一个点子,美国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出口都设限,只对国家加拿大没有任何的限制。如果对中国的出口能达到像加拿大类似的水平,或者放宽对中国的出口的限制能达到像加拿大一样的水平,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会达到怎样的情景,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分析。如果真的达到这样的状况,对美中贸易逆差会有怎样的影响。后面用ATP来代表高新技术产品。我们以加拿大为参照国,如果使用ATP拉数据进行模拟,结果美中之间ATP达到平衡,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将减少22%,2017年降幅为34%,这只是说双方GDP达到平衡,没有GDP的对华逆差的情况。一会儿大家看数据更夸张,如果能达到加拿大的水平,美中贸易逆差能缩小70%以上,当然那个情况不太能实现,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和美中关系不可相提并论,我们假想这样的场景。随后细分数据,ATP有很多的大类,在考察期内我们发现美国信息通讯类产品对加出口额为对华出口额的3.6倍。刚才你会说如果把生产分割的格局考虑进去,中国它对美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主要是信息通讯类的,比如说苹果手机、苹果电话还有你想象的其他的电子数码产品,这体现了中国加工的状况。我们看到,即使只考虑这些东西,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额是对华出口额平均3.6倍,最高是5倍,近年里有下降,3倍多一点,平均值3.6。从这块你会想加拿大的科技水平应该高于中国,美国能够对中国出口这么多的信息通讯类的产品,但是对中国出口非常少,不能只归咎于生产分割的格局、全球价值链的因素,我觉得最重要是的是出口管制。他认为有一些东西出口到中国的话,会提高你的科技能力制造业的水平,会把中国培养能你的对手,所以对华管制,这方面的因素造成了非常高的对华ATP贸易逆差,从而使得美中贸易逆差整体水平非常高。如果只考虑通讯类产品对华出口能达到对加拿大的出口规模,考察期内降幅到3.5%,这一类产品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益。最后提一点政策建议最后再说。

我们来看一下背景,如果同学们都关注的话,你会对数据基本上有所了解,但是我们在这儿再简单回顾一下,因为有充分的时间,一上午的时间有三位来讲,原来是按照20分钟准备的。这种背景稍微介绍一下,2017年去年最新的数据按照中方的统计,我们的顺差是2700亿,按照美方不统计是3700亿,后面按3700亿数据来的,因为是按照联合国的数据库,一般做分析都按照这个来。占美国获益贸易逆差的46.3%,高于排第二位至第九位的国家的之和。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数据,3700亿,占比3.6。

中美贸易争端摩擦的加剧,大家对美中贸易摩擦或多或少有一些关注,有一些学者在发声,有一些学术的文章也好,媒体文章也好都在揭示,在这儿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贸易逆差,七十从70年代海伦他们就开始做这些研究,基本上是这些理由。一个是美国霸权的模式,不再担心经常项目逆差导致黄金外流,这样可以印钞票,如果我贸易逆差了其他的国家再用美元购买美国的债权,其实说的就是中国这样的状况。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持续的逆差,并且逆差规模越来越大,80年代主要是对日本的逆差规模比较大,后来90年代之后美中贸易逆差开始凸显。我们看美中贸易逆差的状况,基本上从60年代算起,60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什么逆差,1975年之后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持续产生逆差,大家看这条蓝线表示整体的贸易逆差,这条橘黄色的线代表的是商品或者货物的贸易逆差,货物贸易逆差大于整体的贸易逆差,意思是说在服务贸易领域是保持顺畅的。

还有就是极低的储蓄率,如果大家学过经济学基本上知道。大家看这个数据当美国的储蓄率比较低的时候,赤字率往往比较高,这是相辅相成的过程。另外就是全球价值链的整体的分工格局,刚才说了。2017年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在全球的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总体上双方互利共盈。据中方统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59%来自外资企业,外资企业有很多是来中国做出口平台的,另外在出口零部件、原材料然后进行加工,把产成品卖到发达国家。61%来自加工贸易,就是刚才说的模式,到现在,这个大家都比较的清楚。

2012年大家关注了没有,从那儿开始WTO和OECD联合开发了一个数据库,叫做增加值贸易数据期望,把贸易这样的一个数额从最终产品这样的一个统计来演变到了增加值贸易,这个能够更为清晰地体现这个价值产生于哪儿,这种数据非常好,大家有数据无论你是什么专业的,做研究可能都会用到这个数据库,给你算好了这个增加值是怎样的。所以当时的WTO总干事拉米就说,现在传统的统计方法,只按照整体的贸易货物来进行,应该说造成了一个所见即所得的状况,中国出口一台苹果电脑在1万人民币,但是在中国只有500人民币。有一个简单的统计,从2010-2013年,以贸易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传统方式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要低48%-56%,如果按增加值贸易来算一下减少了一半。这个也给大家留下空间,如果专门考察价值链分工格局也是能做出来比较有意思的文章的,特别是一些华人学者魏尚进(音)等等开发了一些新的核算的方法,把国内国外增加值率等等用一些新的方法算出来,实现一个贸易有非常完善的分解,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把增加值进一步的细化,进一步计算出来。

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研究,今天主要给大家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高新技术产品,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其实真的可以看一下TPP的算法,对你以后的研究有帮助。今天聚焦一个看似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通过我们的计算发现也是挺重要的,就是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刚才李老师也根据当前的报道自己的分析,主要一个是能源产品和农产品,这个是可能扩大未来出口的方向,这个没问题,大家都再灌注,因为美国的农产品质优价廉性价比高,还有一个就是李老师也提到了一些中高端制造业产品,我们这里特别聚焦于高新技术产品。刚才说了按照比较优势美国有比较的优势,但是长期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对华的出口,所以限制了自身比较强大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

我们来看一下简单通过这个数据看一下,从2004年到2017年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对中国一直是保持着高额的逆差,大家看从2004年的360多亿美元一直到2017年的1400多亿美元,而逆差总额是从2004年的1600多亿美元一直到2017年的1300多亿美元,占比越来越高,2004年的高技术产品逆差,逆差比重22%,发展大现在38%,接近40%的逆差来源于高新技术产品。

我们的研究思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非常的直观非常的简单。我们中国结合美国同中国等重要的贸易伙伴开展贸易的实际状况,识别出对华出口管制对美中贸易逆差产生的影响的幅度。我们选取加拿大这一重要的美国贸易伙伴为参照国,使用细分的ATP贸易数据,将美国和加拿大的高技术产品的贸易,还有美中之间的贸易进行对比,从而揭示出没有贸易管制或者管制放松的情况下,中美双边的高技术产品贸易格局会发生哪些变化。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或者是否感兴趣,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跟大家说一下,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简单来说对两类产品出口设限,一类是纯军事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军民两用的产品。比如卫星你认为是军用还是民用,但是也管制卫星的出口,比如说有一些中国的电视台想进口卫星,但是很难,因为它认为卫星既可以用于广播信号的发射,又可以用于军事,所以对这类产品也是出口设限。刚才说了一类是军用,还有一类是军民两用。军用是美国的国务院法律体系非常的健全,法律的根源是《武器出口管制法》,就相当于一个原则,具体实施有一个条例叫《武器国际运输条例》,条例里写得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细,哪些东西能出口,哪些东西不能出口,哪些东西不能出口到哪个国家,能出口到哪个国家。要求所有从事军用产生和服务的生产、出口、终结等行为的个人或企业都必须经美国的政府注册。还有美国的商务部负责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的出口管制,其主要的法律依据是《出口管理法》,商务部在执行过程中主要依据《出口管制条例》,我们看这里面列了这么一个清单,叫TCL就是商业管制清单,有11类产品,大家看一下比如说原子能、材料、化学加工、航海设备、航空航天我们讲的军民两有,军用就不用想了,美国不会把武器出口给咱们,就看军民两用的。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大家看我们要想进行贸易的统计,必须得有一定的数据来源,像comtrad应该说是最权威也是最全面的数据来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comtrad的数据库,这里面提供了三类的数据分析方法,一个是HS就是海关的协调编码制度,一个是SHTB按照技术的这样一个划分,还有一个是BEC按照生产阶段的划分,大家可能会比较的熟悉。但是如果按照商业管制清单你想找数据没有匹配的,没有办法直接匹配到这里面。所以我们采用的是替代的办法,美国的人口普查局发布了一个叫ATP高新技术产品这样的一个编码,这里面分成了这样十类,这十类可以直接和HS的编码对照上,这里面稍微有一点不太匹配。刚才说了,限制的是这些东西,CCL管制清单里限制的,但是这里面的数据不可得,和ATP产品实际上不完全的匹配,但是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重合的,所以只能替代一下,用高技术产品代替商业清单管制目录里的内容。我们从comtrad里找到这样的数据来进行这样的计算。

简单再看一下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演变,应该说是越来越松,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严格,从1979年之后管制越来越少,促进了我们的发展,1989年之后有点小问题之外,因为咱们国内的一些事件导致了经济制裁,双边的活动停止。2010年之后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美数国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定位,或者对中国角色人质的变化。2001年之后要反恐,政策逐步的放宽,和中国做合作伙伴,所以很多从前禁止对华高技术产品被解禁。到2009年我们认为是第四个阶段,从奥巴马开始想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原则上想放宽,但是看最新的规定,2011年商务部BIS发布了一个出口管制政策新规,《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将中国排除在44个可享受贸易便利措施的国家和地区之外,换汤不换药,政策向放宽政策,但是对华的出口管制仍然非常的严格。

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个背景性的内容,对高技术产品有限制,但是有限制不意味着出口额为零,如果你想出口到商务部进行审核。非常有趣,中国入世之后对外贸的经营权放开反而越来越有利,2001年之前审批制,2004年是注册制,登记就可以出口。但是美国对华出口反而管制,这个清单里的产品和国家,你想出口给中国的一些高技术产品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要经过国家的审批,获得许可证,就有点像咱们国家的配额许可证的管制。所以才能进行比较,如果进入管制的名单里,你出口额是零,就没有研究的必要了。因为它进入了这个管制清单里出口额不是零,我们认为这种管制的措施和手段极大地限制了出口。

大家来看,2014年为例,美国对华出口是1000亿美元,其中ATP出口是30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4.9%,听起来还好,就是高技术出口占整个的1/4左右,但是大家看这里面是不受限的产品,受限只有28.5亿美元,其中2.5亿是获得商务部办法的许可证,26亿是获得的出口豁免。可以看出来受到出口限制的产品对华出口额极小,获得许可证及许可豁免的产生出口只占ATP出口的9.2%。假想一下,以加拿大作为参照国,因为对加拿大没有任何的限制,我们考察放宽出口管制条件下,与中国的贸易于美国对华的平抑的作用。这里先简单看一下美中、美加ATP贸易差额,因为当堂讲,不一定所有的都能讲得非常的清楚或者非常的细致,大家大概看一下就行了。美国对中国肯定是逆差,但是美国对加拿大也是逆差,就是总体的贸易。但是我们看美国对中国的ATP是逆差,逆差占比从20%多一直上升到30%,现在大概是38%。

看这一页的画风马上就变了,美国对加拿大的ATP是顺差,前面总体是逆差,但是ATP对加拿大是顺差。这个占比什么意思,拿ATP的顺差除逆差,也就是说ATP的顺差能平一部分的逆差。2017年加拿大的数值,拿美加ATP顺差除美家的总体逆差能达到40%多,如果美国没有对加拿大这么高额的ATP的出口,对加拿大的逆差会增大很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加拿大的这样的发达的国家,都从美国进口如此多的ATP,但是美国对中国却保持这么大的逆差。

我们看两个平抑效应,一个是美中之间的ATP贸易达到了平衡,二是美国对华ATP贸易为顺差。我们看从2004年到2017年第一个情形不用拿加拿大当参照过,就算一下美中的逆差占在美中顺差的比值,从22%到38%,情形二要拿加拿大当参照物,这个数据很夸张,但是如果真的双方在贸易领域达到了一个按比较优势而动,没有任何的贸易限制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数据实际可以实现的,大家来看有点夸张。从2004年的时候,如果美国对中国的ATP出口能达到像加拿大同样的水平,2004年美中逆差减少32%,如果2017年还是这样的水平能减少76%,当然我们只有各方面的环境导致我们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状况。

我们再细分来看,刚才是整体的ATP贸易。光电子通讯还有信息通讯还有武器,武器非常的有意思,美国不像咱们出口,咱们反而向它有一些出口,情形一没有任何的差异,双边贸易平衡,光电子能平抑一些逆差,占比很少2%到,武器也能平抑一些,如果在这个细分领域达到平衡,2004年能减少1/4,2016年能达到76%。如果能达到跟加拿大一样的水平,这就更可观了,比如说信息通讯产品,2004年是33%,到2017年可以减少75%,其他的相应有所提高,比如说电子产品一开始嫩平抑1.7%,后来能平抑2.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刚才提到的信息通讯这个行业的产品非常的重要,所以单独列出来来看,这里面刚才在摘要当中也提到了数据,2004年考察期之初,美国这方面的产品就是信息通讯产品对加拿大是对华出口额一倍,但是后来逐渐减少,平均值也能达到3.6倍,这个是绝对值,达到3.6倍。如果从绝对值来看,不说相对值,美国对中国的产品,能达到美国和对加拿大出口相同的规模,2004年是8.6亿,2017年10.73亿,平抑3.5%逆差。

我们想到的政策的含义,这个其实主要还得跟美国沟通,让它知道这个事情。从美国方面来看,当年奥巴马政府改革的主要的内容,是要建议单一的出口管制清单、出口管制许可机构、指法机构和出口管制信息系统,为减少的物项建立更高的围墙,集中力量管理小部分的敏感的ATP,放松不太敏感的产品出口。其实该放的就要放,奥巴马当时有这样的理念。尽管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亚太战略中非常关注的国家,但是在推进管制放松的过程中,美国将中国从实施禁运的国家,比说如伊朗、叙利亚施以相同的政策,导致美中贸易特别是ATP贸易严重的扭曲,我们总结出来信息、通讯产品、光电子产品对美中贸易逆差造成的影响较大,而这些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产品类别,正是奥巴马政府放开管制的重点内容。如果特朗普能以此为契机放对华出口,会激发起美国强大的科技优势,可以平抑逆差,促进经济发展,这是能想象到的。

从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国务院制定的《武器国际运输条例》中,将会有较过产品转移到刚才说的CCL中,有军事用途的其实也可以转移到商业用途中来,这个会对美国对华出口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前提是美国的对中国的管制要放松,原来对中国分七个组,原来是最严厉的,现在人们是对伊朗叙利亚一样的管制水平。美国政府应该正式出口管制对逆差的影响,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美国可以通过各种对话的方式阐述对话出口管制的要求,现在对话机制又重新恢复都可以谈这些内容。从微观企业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的ATP我们认为也要积极行动,促进政府放松对华出口的管制,在同对华贸易中放松管制。

举例,2015年2月美国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协会在敦促政府修订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清单上取得了突破的性的进展,就是一个行业协会一个利益集团,但是对政府的游说的作用非常的大,在这个协会的努力下,美国商务部发文宣布,认可国外(中国)存在各向异性等离子干法刻蚀设备,这是比较专业的半导体设备。意味着美国当局取消了对华出口管制,表示着美国企业级行业协会正在努力校正政府的贸易的扭曲行为。要分化瓦解它,其实美国有一些企业想对中国出口,但是迫于政府的压力也无奈,要动员这些企业协会对政府进行游说,还是能起到效的。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需要采取外交协商的方式促使美国放松对话ATP的出口管制,及积极的姿态为缓解美贸易逆差做出努,同时从进口高技术产生中获取贸易利益。

既然双方在减少美中贸易逆差方面已达成共识,中国可以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对话机制就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问题进行多方位的交涉,促使美国在改革中能够放宽对美国的ATP的出口管制,将贸易与国家安全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增进两国间的互信,现在可能这个情况下不太容易让它很快放弃,因为它还害怕咱们的2025赶超它,如果它再把它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到咱这儿,怕咱们山寨仿制能力强,超过它,进口超过它,可能有这方面的担心,但是可以谈。因为你在这方面具有比较的优势,认为扭曲,实际上出现的逆差就不要归咎于我们。所以中国各界也可以通过多元化的平台和对话机制,通过民间团体和企业对政府进行游说力量,向美国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一起促进双边贸易健康发展。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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