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在研究几个大的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搞研究的，首先是研究的不确定性，可能更多是在出题目，研究透了就是确定性了。从我们工作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来源三个问题，第一个如何实施十九大提出的重大的战略部署，这是我们研究比较多的。第二个到现在为止也还在研究怎么样化解和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第三个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十三五中期，现在已经在做十三五规划的评估，评估完之后可能也要键入十四五重大问题的研究。我们在研究重大问题的时候，国际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面对最大的不确定性，今年年初或者1月份的时候，美国的特朗普下调关税之后，当时在部里或者政策研究室当时提出了，我说下一步要赶快研究贸易政策，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因为特朗普在国内所有的竞选的承诺，把税率下降这个承诺兑现之后，剩下就是45%的税兑不兑现。
我在委里研究的时候讲，可能我们面对最大不确定性就是美国不确定性，但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猛。实际上我们在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在我们应对的过程中，实际上我想就是三个方面，宏观、纵观、微观引起了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所谓的宏观就是刚才大家讲的过去经济造成的不平衡。纵观就是国际分工不平衡，你这个国家在国际环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是制造业有优势，美国是高新技术产品，这是一个宏观的问题，我说从国民经济产业分工这是一个宏观的问题。第三个因素就是具体的政策的问题，微观层面你具体的政策，刚才有的嘉宾做研究了，你说你高新技术不出口，你具体的政策在阻碍贸易平衡，我想无非就是中美贸易摩擦宏观、微观、纵观三个方面。我研究政策的时候我不太注重理论的研究，我们需要发声需要高速美国，没有意义，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一个经济学给你他不可能听不懂。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就在跟美国解释我们的贸易到底怎么来的，朱镕基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任何的解释没有朱总理解释更传动性，或者更有实际政策的东西，但是美国为什么不听，算这个账实际上意义不大了。
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关系到底怎么走，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个不是随随便便讲的，我还是把我的想法提出来跟大家讨论思考，也不是一个答案。我的感觉现在中美贸易关系要更多看中美关系，过去讲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贸易关系的压仓石，但是比较把压仓石变成出气筒，一搞总统竞选就拿贸易说事，是一个出气筒。中美经贸摩擦或者中美经贸的关系应该站在更宏观的，整个共美关系来看。习总书记讲的要建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本质来讲就是中美关系。苏联跟美国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两个军事大国，苏联试图在军事上挑战美国，最后跟美国竞争的结果是美国把这个国家玩散了。日本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也想在经济上挑战美国，那个时候也很狂，日本是一个很低调的民族，但是在那个时候自己也搂不住了，最后被美国玩成了什么，现在唯美国马首是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崛起的时候怎样走出一个大国的关系，我们走什么路，中美关系本质上到底什么关系，我们把人家当合作伙伴，人家把你当对手。中美贸易伙伴关系我们把人家当伙伴，但是美国把我们当战略对手，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中美关系有两个本质的基本点，第一个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和守城大国的关系。第二个点是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和一个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大国争端，所以我说中美贸易是一个出气筒，背后是这两个东西决定的。不管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还是后面的俄罗斯、日本都不足以和中国、美国争大国。中国是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国土大国、社会主义制度大国，这四个特征决定了中国和美国新型的大国关系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你怎么处理这个关系。还有一个特殊性的刚才为什么讲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几个，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发达的，我相信以后肯定也是越来越发达。但是现在不愿意讲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种理念或者这种制度之间的东西，绝对还是起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我在想美国为什么表现出的这种浮躁的心态，尽管有很多在讲我们这次十九大报告之后，我们描绘的蓝图让美国感到很担心，特别是班农的解读觉得你做出的政策对美国造成很大的影响，还有后面无论是舆论媒体，当然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因素，我们是可以收敛一点内敛一点，但是你觉得你内敛了人家就会放过吗。邓小平提出来的到2025年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那个时候我们的十九大报告里只不过是把它提前了10年，到2025年进入世界强国，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经济确确实实对美国产生了威胁，我们就是一个改革。过去提很多的战略为什么没有引起美国的注意，那个时候美国都知道，你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知道你对我没有什么威胁，为什么我这次就对它造成威胁了，现在你理想不仅很丰满，现实也很性感，所以就搞中国的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提出来好几年了，为什么不注意，现在回过头打你的2025。现在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也很性感，你会吸引全球的目光，这种东西的改变我觉得在我们以后的研究当中，过去我们判断国际形势或者国际环境的时候，经常讲一句话机遇大于挑战，刚才讲我是出问题，我们以后怎么看这个事，机遇和挑战到底是谁，还是挑战大于挑战，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要研究这个东西，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这次中美贸易摩擦我也在想，我有几个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第一个中美关系可能有点伤感情了，过去说句老实话不是在今天才有过去也有，10年前、20年前就有了，但是那个时候就跟夫妻吵架一样只是拌嘴，战略上、决策上的我觉得很多的东西都会改变，至少要把这种关系理顺，我觉得肯定是伤点感情的，但是这个东西也会决定我们以后怎么决策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总体上讲我们觉得中美贸易争端，通过这次的处理方式也感觉到，大家还是在总体可控的范围之内，现在不光是我们国家不希望打贸易战，本质上讲美国尽管背后有很多的问题，他也不想，基本上两边，我觉得中美两国基本上采取的政策价值取向是相同的，这点应该讲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是斗而不破，但是不会走到最后大家撕破脸皮的程度。第二个美国现在的态度，我是闹而不僵，要跟你闹给你添堵，但是不会让你走不下去，对它而言也没有什么好处。最后出现了三不，贸易摩擦不价码，当时我们提出来等幅，所谓你出多少我出多少，等幅你惩罚多少我惩罚多少。最后美国你一次派出500亿，我们马上列出500亿，后来1000亿最后不了了之，你减少1000亿的贸易逆差还是1000亿的交易额。我们很多的地方担心，美国本来就对我们出口1000亿，就像赌博一样，我出500你出500我出1000最后没有了，所以市场没有价码，不加码。第二个不夸大，如果真的价码的话，那个时候我们也在研究如果真的价码的话，这个贸易战就会升级到经济战、金融战，什么都来了，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光是打出口，打进口的问题，可能就会要从商品贸易延续到服务贸易。那个时候出口打不了，美国对我进口打不了，我就会主动限制对美国的出口，就让你买不着东西。中国是世界上的最大制造业国家也不是白来的，大家没有把这个事情升级到金融战、货币战、经济战，还没有升级到这儿。第三个不升级，没有把这个东西上升到政治层面，甚至有一些军事摩擦的层面上。我在想整体上讲，说明整体的关系大家基本上还是希望保持在一个总体可控，不光是中国的一个政策，也是美国的。
第三个，我觉得以后可能也会重新引起中国和周边贸易合作伙伴关系的调整，从现在承诺对美国进口的东西来看，实际上是在做平衡，最大的是农产品，中国跟东欧之间，这些东西都是一块蛋糕，是既定的，只是说切给谁的问题，刚才大家都在谈美国独一无二的东西，或者有的真正互补的，别的国家有的他不给你，就是刚才讲的高新技术产品，但是他给你的东西都是从别的国家盘子里切的，这会让我们国家再处理国际经贸关系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结构性的问题要平衡要考虑。
第四，我的感觉WTO的规则或者世贸的组织会下降，当时奥巴马总统申请加入PPP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就有一个评论，我说当世界上所有的大国都加入WTO的时候，WTO的历史使命就已经完成了。为什么，TPP实际上是几个小国完成的，为什么引起了美国兴趣。过去老是讲一句话，一流企业卖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卖产品。实际上在国际经济关系当中，也是这个问题，一流的国家卖标准，二流的国家卖技术，三流的国家卖产生，一流的国家就是美国，所有的标准他主导了四个标准。第一个我们进的美元，全世界货币都以我为基础进行支付也好或者储备也好。第二个科技标准，几乎所有的原始创新都是美国。第三个文化标准。第四个国际规则或者国际标准。你加入TPP之后实际上又重新把国际规则的谈判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围绕我来谈判，所以特朗普政府一上台之后就宣布退出TPP，我不敢说在特朗普任期之内重新加进去，但是一定会加进去的，在世贸上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规则体系出来。第三个方面中国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至少有三个事情，必须调整国家的国民账户。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经济收入比重不能再下降了，大家都在讲很幸福，居民收入都在上涨，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政府和企业。解决居民的问题，就是解决居民内需的问题，内需无非就两块，一个是内消费和投资，投资这块肯定增加，居民消费增加刺激，把内需解决好了，外面就会自然的下降。第二个就是中国缺芯的问题，怎么样真正实施一个创新驱动，加大国际创新的问题。第三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安全问题。我一直在讲我们改革要看开放，开放有风险，要走得更远安全是第一位。现在有四个方面，过去传统经济现在新一步的改革产生新的东西合在一起，过去讲改革主要是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把控安全，过去对大宗商品非常的关注，粮食怎么安全，能源怎么安全。第二个是价格安全，在什么样的价位能买到这样的东西，这是在国家经济安全领域比较关注这两个。这次至少还有两个安全，就是技术安全，美国一制裁很多的东西都暴露了，怎么样在自力更生同时在国际合作间找到一种均衡，来保证我们的技术安全。第四个可能大家都没有关注，因为我是研究产业的，我比较关注这个东西，我们的股权安全。现在你看包括我们的汽车，过去我说我们的第一产业安全我都是参与制定的。第二个就是国外汽车场要在中国同一个车型合资企业不能超过两家，现在特斯拉在上海自贸区做的东西，现在对其侧放开对传统燃油车我认为影响不搭，但是对所谓的智能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影响非常大。我刚才讲了制造业领域还有我们的服务贸易包括金融，我们现在的金融安全为什么能应付国际金融，第一个我们政府管制，我说我们在保证经济安全现在应该走一个法制化的道路。国外你通过政府行政的审批去办这个事，现在必须要把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经济安全的问题，现在把这些问题上升到立法。像美国一样是人大机关来审批，要把审批变成审查，从行政走上法制，这样在国际上才有一个话语体系。